十大配资平台排名跋涉整整一周才抵达大黑河

1931年11月4日，我投身于马占山将军的旗下，担任其随从副官，这一跟随便持续了近20个春秋，直至1950年马占山将军的离世。我们之间的情谊始终深厚，因此我对他的生平事迹有着较为详尽的了解。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在这风烛残年的时刻，为了向研究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史料，特此将我跟随马占山将军抗日时期所目睹和经历的情况，详述于下。

马占山将军，字秀芳，1885年11月30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其先祖曾因避难迁徙至关东，最终在吉林省怀德县毛家城子村西的炭窑屯安家落户。马占山在幼年时，家境颇为贫寒，长期在富户人家牧牛放羊，正是这段经历磨练出了他卓越的骑射技艺。

马占山年仅十九岁之时，不幸丢失了一匹心爱的马匹，由此招致地主姜大牙的诉讼，他遭受了严酷的刑讯。无奈之下，马占山的父亲只得忍痛将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亩薄田变卖，才得以将他赎回。然而，马匹再度失窃，而姜大牙却秘而不宣，致使马家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困境。为了报仇雪恨，马占山毅然离家，投身哈拉巴喇山，加入了“红胡子”的行列。不久之后，他带领一众兄弟下山，对姜大牙进行了严厉的惩处，终于解开了心头的仇恨。

1905年，马占山投身于清政府所创建的地方民团，先后担任哨官、连长等职务。随着民国的诞生，他跻身奉军行列，成为一位杰出的战将，其军职从连长一路晋升至师长、军长。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势如破竹，北犯黑龙江。彼时，省城齐齐哈尔的防御力量薄弱。为巩固防线，张学良于1931年10月10日，毅然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履新之后，立即发表宣言，表达抗战的决心，并迅速加强了嫩江桥的防御措施。11月4日，日军调动多门师团对江桥发动攻势。在马占山的英明指挥下，江桥守军英勇奋战，打出东北抗战的第一枪，这场英勇的抗争，史称“江桥抗战”。

自4日至6日，日伪军对江桥发起了猛烈攻势，江桥守军英勇顽强，屡次击退敌军进攻。在连续作战的背景下，马部损失惨重，夜间撤退至三间房，据守阵地。此时，日军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命令马占山撤离下野以及撤退齐齐哈尔的驻军，同时积极调动兵力，为新一轮的攻势做准备。

马占山坚决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随即，日军于12日发动了新一轮攻势。直至18日，由于连续苦战以及兵力严重不足，马占山部队不得不放弃三间房阵地，向齐齐哈尔撤退，继而又退至海伦。在海伦，他们设立了省政府并整饬了军队。江桥抗战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声援的来信和电报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海外华侨也纷纷发起募捐，为马占山的抗日事业提供支援。

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便借助汉奸张景惠的势力，诱迫马占山投身伪政权。尽管马占山在言辞上坚称绝不向日本屈服，但内心深处对抗战的前景深感迷茫。最终，在1932年2月，他出席了筹备伪满洲国的会议，并接受了伪黑龙江省长的职位。到了3月，他又被任命为伪军政部部长。

马占山自接任伪职以来，深受日寇的胁迫之痛。其中，最为他难以承受的是，省府官员的任命需得日本关东军首肯，且省内各厅处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他的日本顾问名叫村田，其一举一动皆在其严密监视之下。3月12日，他自哈尔滨返抵齐齐哈尔，听闻参谋长谢珂已转往绥芬河，弃伪满洲国而去。这使他感慨万分，心中也生出了反正、脱离伪满的念头。

自此，马点山着手密谋离去。他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中加紧筹备，对副官也反复叮嘱，以防泄露风声。为了掩盖行踪，马占山连续三天在日本满铁公所寻欢作乐，饮酒、打麻将，以迷惑他人。在此期间，他陆续提取了黑龙江省的盐税、呼海铁路的借款以及税款，同时暗中调集军用车辆，将关键军需物资及三百匹军马悄无声息地运出。

马占山假降

4月2日的拂晓时分，马占山率领第三旅的200名战士，趁着浓厚的夜雾掩护，向北门疾驰，从而离开了齐齐哈尔城，摆脱了伪满洲国的控制。为了迷惑日军，他事先派遣人员前往拜泉、海伦、黑河等地，并按计划向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发电报，声称军队出现哗变的情况，必须亲自前往视察。

正值寒冬季节，气温降至零下十摄氏度，车辆行人和马匹的行动都变得异常困难。我们这支队伍历经讷河、嫩江、瑷珲等地，跋涉整整一周才抵达大黑河。马占山在此发出一封电报，声称自己在旅途中身患重病，近期无法返回。待日军弄清真相之际，马占山已在黑河重新举起抗日的旗帜。他吸纳了民众的抗日力量，组建了十余支义勇军，并将原有部队整编为九个旅，建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自任总司令。

同年七月，日军集结重兵，对东北地区抗日力量展开了猛烈的攻势。马占山将军率领部队与日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在战斗中，我军仅剩不足百人的残部，被迫撤退至大青山。日军紧追不舍，将我部逼至张家湾的大河岸边。张家湾河深达三丈，宽四丈，水流湍急，河上并无桥梁可供渡河。部分士兵牵着马匹踏入水中，却被无情的水流瞬间吞噬。

我身携四把枪支，其中两把乃马占山所赠。牵马渡河之际，我即遭水流猛烈冲撞，呛了几口水，头顶的军帽亦随波逐流而去。彼时，马占山在对岸高声呼喊：“张凤歧，抓紧马的尾巴根……”我闻言立刻紧紧抓住马的尾巴根，这才得以露出水面。待我登上岸后，回首望去，方知河面上漂浮着众多遇难的战士与战马，仅有少数人马得以侥幸逃生。

踏上海岸，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道路难觅，我们便向深山进发。行进许久，眼前出现了两条岔路，一拨人选择了左边的道路，另一拨则偏向了右边。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马匹驮着我径直向左边的道路行去。而参议官韩述彭带领的队伍选择了右边的道路，不幸遭遇日军袭击。他们携带的马占山的上将制服、印信、银元等财物悉数被日军缴获，韩述彭亦命丧黄泉。日军从他身上搜得马占山的印信，误以为他就是马占山，欣喜若狂，将其首级连同军服等物一并送往日本东京，向天皇奏报。与此同时，在齐齐哈尔举行了庆祝大会，宣扬“消灭了马占山残部，大获全胜”。然而，日军未曾料到，马占山安然无恙，他已带领我们转移到青山继续与敌人抗争。

日军俘获的抗日战士

在连绵阴雨的大青山中，我们度过了五十余日艰辛的时光。餐餐以山间野菜和野生蘑菇为食，夜宿于草地之上，小虫和蚊子纷纷涌入发丝之中。由于军帽遗失，我饱受虫咬之苦，难以入眠。无奈之下，向当地居民借得一块蓝布，夜间将其包裹头部，方略感舒适。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未曾洗脸，头发蓬乱如草。直至抵达龙门县，走出大青山，街上的居民皆以惊异的眼神注视着我们。

于龙门县，我们荣幸地受到了县长的热诚款待，生活条件亦随之改善。随后，我们重返黑河的根据地，驻留了两月之久，期间进行了深入的整顿工作，并吸收了若干新兵。彼时，民众抗日情绪高昂，纷纷成群结队前来投效，甚至有时会拦下正在行进中的队伍，齐声高呼：“不愿成为亡国奴，誓要拼死捍卫祖国！恳请马将军收留！”

经过一番整顿，我们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马占山率领部队向中东路地区进发，展开了游击战。然而， wherever we marched, Japanese planes would follow closely and bomb us relentlessly. Amidst the direst of circumstances, we found ourselves without any sustenance, reaching Manzhouli along the Middle East Road only to discover ourselves utterly depleted of ammunition and supplies. The situation was incredibly grim.

那年的十二月，鉴于保存实力的必要性，马占山不得不提出了出国避难的请求。与他一同离国的，还有苏炳文、张殿九、李杜、王德林、韩利如以及我。我们这批人自满洲里、十八里小站启程，跨出国门，抵达苏联境内。那时正值三九严寒，冰雪覆盖，我们每日所需之水，皆取自于融化之雪；每日食用的，是苏联政府所提供的少量“黑列巴”（面包）。其余食品和日用品，我们只得自行采购。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

不屈的东北汉子

抵达莫斯科之际，国民党政府驻苏联的大使颜惠庆对我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个月的时间，鉴于人数众多、生活开销巨大，颜惠庆大使提议我们改道欧洲返回祖国。鉴于直接回国存在极大风险，参谋长谢珂便是在穿越海参崴回国途中不幸被日本特务所捕。

我们从莫斯科启程，途径奥地利和波兰，最终抵达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刘文岛及其使馆团队和留学生群体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关心备至。柏林的媒体记者采访了我们在东北抗日的故事，翌日便在新闻媒体上进行了报道，柏林市民纷纷得知马占山将军莅临的消息。外出游玩时，我们常受到路人的问候，他们拿出笔记本请马将军签名留念。中国留学生还赠送了马将军一把德国制造的勃朗宁八音手枪，枪上铭刻着“德国留学生同学会敬赠马占山将军留念”的字样。柏林的华侨同胞对我们的到来也十分友好。有一天，我们走进一家天津人开的餐馆，店主用流利的天津话热情地迎接我们，他激动地说：“马将军，您真是给中国人争光啊！请随意点餐，别客气！”马将军兴奋地回应：“到家了，随便点吧！”我旁边补充道：“老板，来份正宗的天津炸酱面吧！”马将军听后，开心地大笑起来。

离开柏林后我们又到达意大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当时张学良将军正在此地，马占山前往拜访会晤了他。在此，我们乘一艘两万吨的油船出发，途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太平洋（原文如此，应为印度洋，魏），到达印度孟买，尔后又经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时为1933年6月。上海市长吴铁城到吴淞口码头欢迎我们，街上悬挂着横幅标语：“欢迎抗日将军马占山回国!”“欢迎抗日英雄归来!”等等。

在上海逗留期间，马占山曾带领我们前往南昌，拜访蒋介石，以争取继续抗日所需的军权。然而，蒋介石仅授予马占山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月薪500元。马将军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因为他所追求的并非荣华富贵，而是亲自率军奔赴前线，与日军展开激战。

1934年，马占山将军莅临天津，彼时随行的，除我之外，尚有秘书杜韵霞小姐相伴。将军在天津英租界四十六号路上的燕安里40号二楼安顿下来。

在天津逗留期间，马占山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关系亲密，彼此情同手足，时常结伴牌局。彼时，东北军抗日将领均被视为日本人眼中的痛楚，马占山亦未能幸免，屡遭其打压与暗算。

一日，马占山正与于学忠欢聚牌桌，忽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宁匡烈紧急密报：“日本特务将于明日黎明时分炸毁马公馆，意图加害马占山！”宁匡烈随即向于学忠请教应对之策。于学忠当机立断，紧急照会英法租界予以协助，成功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尽管日本特务并未就此放弃，不久之后，他们再次绑架了马占山的儿子马奎，并向马占山发出威胁：“欲求子归，速付一百万元。”马奎生性放荡，沉溺于奢侈淫乐，一直是马占山所不齿的。马占山对儿子的不争气深感痛心，次日便在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刊登声明。声明中明确指出马奎为放荡不羁之公子，他与马奎已断绝父子关系，对于此事的一切后果，他本人概不承担任何责任。马占山此举，令日本特务的阴谋再次化为泡影。

马占山曾在天津逗留两年。1936年12月8日，他接到蒋介石从洛阳发来的召见电报，心中喜悦，以为蒋介石将再次委以重任，令其率兵抗击日寇。次日，他便乘飞机前往洛阳，我亦同行。抵达洛阳时，蒋介石已赴西安。于是我们再次启程，飞往西安。然而，我们抵达西安后，还未见到蒋介石，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来我们方才得知，蒋介石调动大量军队至陕甘，包括电召马占山至洛阳，实则都是为了筹备内战。

抵达西安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热情款待了我们，并将我们安置于西京招待所。那一晚，马占山受邀至张学良公馆参与牌局，邹大鹏、南汉宸、邰中复等亦同席。席间，众人成功说服马占山，使他深刻理解国家危机、人民疾苦以及蒋介石不抵抗日本的严重性。

12月12日的拂晓，天色尚暗，一阵惊呼声传来：“招待所已被重重包围！”透过窗户向外窥视，只见众多士兵东奔西突，忙着抓捕人质，那是杨虎城的手枪队，他们所包围的是西京招待所内的高级将领，无一幸免，尽数被俘。我耳畔不时传来街头的枪声，心中茫然无措之际，突然几名武装士兵闯入屋内，不容分说地将我和杜韵霞带走。彼时，我对马占山的安危深感忧虑，不知其身处何境，焦急不已。然而，我们却无缘与他相见。被带至一间宽敞的屋内，我们遭受了审问，当得知我们是马占山的部属后，立即获得释放，并受到了道歉。后来我们得知，张学良与杨虎城曾对蒋介石施以兵谏，敦促他抗日。自此，马占山便长期寓居西安，直至“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全国各地的青年与爱国志士纷纷涌向延安，那里被视为革命的圣地，是全国民众憧憬的中心。尽管马占山对共产党的了解尚浅，但多年的残酷现实已让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并未真正支持抗日事业。如今，延安已成为抗日的战略要地，这激发了他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层及毛泽东会面的强烈愿望。

不久之后，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行动之旅。那日，天空格外清澈明亮，我们搭乘载重卡车从西安出发。行至离延安四十里的稻草铺附近，马占山目睹路旁草丛中栖息着众多山鸡，不禁激发了猎兴：他握起猎枪，瞄准了一只山鸡。枪声响起，几只山鸡应声坠落，众人皆感兴奋。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再次响起，只见猎枪枪筒瞬间爆炸成三段，马占山的左手也被炸伤，因失血过多而陷入昏迷。我们皆惊愕不已，急忙围拢过去，并迅速拨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电话求援。不久，交际处长金城亲自驾驶救护车赶到现场，我们将马占山扶上车，火速驶往医院。

抵达延安中央医院后，医生们迅速投入紧急抢救，成功遏制了马占山左手出血。随后，王康博医生亲自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诊马占山的左手拇指、中指和食指均遭炸断，且存在溃烂风险，亟需进行手术治疗。在获得马占山的同意后，王医生为他实施了切除三个手指的手术。

边区政府及毛主席对马占山的安危始终牵挂于心。手术过后，他们决定留我与杜海山——交际科科长——共同照料马占山，以助其养伤。在康复期间，边区的领导们屡次探望，其中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应为张学思）拜访的次数最为频繁。马占山康复出院之际，毛主席与边区领导们特意在延安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的谈笑风生，使得我们倍感温馨亲切。在大会上，马占山详细介绍了东北抗日的局势，并衷心感谢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盛情款待。